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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起造文化家園》是著名詩人、評論家向陽對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化發展議題的論述文集。作為一個台灣作家，向陽以台語詩的寫作於一九七○年代崛起於文壇，迄今仍創作不懈；作為一個文化評論家，他自一九七九年與友人創辦《陽光小集》迄今，一直戮力於台灣新文化的重建論述；作為一個台灣文學研究者，他已發表近五十篇學術論文，為台灣研究的深化付出心力。

　　本書分為「文化」、「教育」、「媒體」三輯，輯錄向陽近五年來針對這三大領域現象的析論。其中特別對於弱勢族群文化、台灣文學與語言教育，以及當前倒錯傾斜的媒體問題，多有深刻議論。其中甚多論述甫一發表，即獲迴響，或成為政府決策參考，或在網路中被網友轉引、轉載，足見其論點和論述影響力。

　　本書所收，都是向陽在台灣本土報業所撰專文，部分以社論發表、部分係專欄文稿，與向陽所著另書《守護民主台灣》為同時期作品，兩書合讀，更可見出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寬闊胸襟與前瞻視野。

作者簡介

向陽

　　詩人、評論家、學者，本名林淇瀁，南投鹿谷人，1955年 5月 7日生。中國文化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日文組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國際寫作計劃﹞榮譽作家，文化大學新聞碩士，政治大學新聞博士。

　　曾任《自立晚報》報系副刊主編、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曾獲吳濁流新詩獎、國家文藝獎、美國愛荷華大學榮譽作家、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台灣文學獎等獎項。
著有評論集《為台灣祈安》，散文集《為自己點盞小燈》、《我們其實不需要住所》，詩集《向陽台語詩選》、《十行集》、《亂》，學術論著《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等四十多種。

序

見證混亂年代的台灣

向陽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進入台灣本土報社《自立晚報》，擔任藝文組主任兼副刊主編，從此開始了文學創作之外的新聞媒體生涯。藝文組主任負責帶領藝文記者報導文化新聞；副刊主編負責「自立副刊」編務，編輯文學版。這兩個工作對當時才二十七歲的我來說，都是重責，我戰戰兢兢，努力學習，希望能在八○年代《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所掌控的文化氛圍中，走出一條有別於兩報副刊而又能獨樹台灣精神的副刊之路，經由本土特色的彰顯，在戒嚴年代國民黨控制下的重重束縛下，為台灣讀者提供台灣文學家與文化工作者的創作和論述。

　　那是一段艱困的歲月。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餘悸猶存，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的傷痕還在，除了風起雲湧的黨外雜誌仍在不斷遭到查禁、停刊的打擊下苦鬥之外，報紙媒體大約僅有《自立晚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三家站在台灣本土立場發聲；《自立晚報》由日治年代就參與《台灣民報》系工作的吳三連先生擔任發行人，此時的社長吳豐山先生、總編輯顏文閂先生戮力改革，朝氣十足，儘管威權統治者的壓力甚大，報社財務窘迫，但全社上下抱著要辦好一份台灣人的報紙的理念，還是克服了困難，到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自立早報》創刊，已經躋身為國內三大報系之一，儘管短小卻十足精悍。

　　報禁解除前，我擔任副刊主編約有五年半之久，在《自立晚報》早已建立的本土報業基礎上，我努力延續自日治時期以來就存在的台灣文化、語言與文學脈絡，邀請鄉土文學論戰之後發表園地日漸減少的作家提供作品；同時也通過策畫專輯、專欄，突出台灣文學、語言和文化特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請莊永明兄長期撰寫「台灣歷史上的今天」，介紹歷史上的台灣人、台灣事，每天連載，達兩年左右；邀請台語研究者陳冠學、洪惟仁、許成章、鄭良偉、許極燉等先生撰寫台語研究專欄或專文，也特闢台灣話文專欄，發表在那個年代無地發表的台語文學作品；除此之外，開闢「文學月報」報導台灣文壇訊息、「出版月報」報導出版與閱讀、「民俗月報」鼓吹台灣民俗整理與研究、「攝影月報」則提供當時新起的報導攝影家記錄台灣的圖像……。我期許自己做一個小園丁，搬磚運石，突破中國文化霸權的宰制和威權統治的檢查，留存台灣的聲音。這當中也遭遇過挫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副刊因為登出林俊義教授專欄一篇名為〈政治的邪靈〉的文章，被停刊一日，我隨即遭警總約談，其後調查局每月一次來社訪談。此外，郵件檢查也從未間斷，葉石濤先生某次以限時郵件寄稿，我收到時發現信封底部有拆過痕跡，比對郵戳，已是一個月前寄出；至於以大批郵件辱罵副刊某文、恐嚇主編等，都屬家常了。所幸報社支持，終究沒有撤換我，還是讓我自主編輯，以「自立副刊」為八○年代的台灣文學、語言和文化的傳播留下見證。

　　報禁解除後，《自立晚報》增出《自立早報》，我被報社派為晚報總編輯，其後陸續轉任早報總編輯、總主筆，並負責創刊專供海外台灣人閱讀的《自立周報》海外版，以迄於一九九四年九月《自立晚報》轉手，我轉至學院讀書、教書止。這六年之間，我負責的工作與過去單純的副刊主編工作大為不同，而且充滿挑戰。

　　擔任報社總編輯，必須掌握瞬息萬變的新聞，特別是轉捩點上的台灣政治新聞，調度記者、決定每日新聞重點和內容，面對國民黨黨國機器的政治壓力，取捨新聞，而又要在關鍵時刻顯映新聞真實，這是對以政治新聞見長的《自立晚報》總編輯最大的考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發生「五二○事件」，當時爭取權益的農民北上請願遊行，國民黨強力鎮壓，爆發警民衝突，持續近二十小時，時任早報總編輯的我，為了翔實而真確地記錄這場歷史事件，在辦公室內等待前線記者回報、改版增印，直到第二天上午晚報編輯部上班，將事件相關發展交代晚報總編輯之後，方才下班，不眠不休工作了二十小時。而在這個階段，編輯檯每到截稿前，常會接到來自國民黨文工會的電話，囑託這或「指示」那，不過由於《自立晚報》的報性，已經可以權衡輕重，不加理會了。

　　一九九一年我轉任總主筆工作，負責報社筆政並撰寫社論，這才開始了非常密集而即時的社論撰寫生涯，由於對於政治、兩岸關係和台灣文化教育議題的關注，我的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生涯也由此展開，迄今從未間斷。總主筆期間，報社聘有社外主筆，都是台灣重量級自由主義學者，輪值撰寫每日所需社論，遇有緊急突發事件，則由我抽換撰寫社論，因此培養了我短時間內即可完成評論的回應能力；但更重要的是，每日拜讀這一群涵括政治、憲法與法律、社會學、經濟、財政、中國問題的學者所撰社論，因而也擴大了我的閱讀領域、增進了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並學習到他們在不自由的言論環境中秉筆直書的勇氣。

　　那樣一段艱困的「自立歲月」，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能源、也是最珍惜的記憶。做為戰後台灣出生的一代，我接受了最完整的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教育，從國小到大學，早已被灌輸了一套黨國一體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文化霸權的宰制下，以「龍的傳人」自居，只認得長江黃河，不識濁水和淡水，對於威權獨裁者也存著無知的崇拜──這樣的無知狀態，要到我開始創作台語詩時，因為自修台灣歷史、民俗和台語知識，才有所轉變，發現所受教育內容的扭曲，但仍缺乏自信；鄉土文學論戰和隨後的美麗島事件，使我在檢視論戰文章和美麗島大審新聞之際，認知到台灣文學家和政治家共同面對的壓抑和迫害，因而覺醒，並建立自己的台灣想像。進入《自立晚報》之後，從副刊編輯到報社總編輯、總主筆的這一連串工作歷程及歷練，則因為必須直接面對國民黨黨國意識形態機器，因而建立了以台灣價值為核心的論述體系。戒嚴年代《自立晚報》立基於本土，強調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公道和文化發展的四根立柱，從而也成為我此後評論的基點，環繞著以台灣為主體的周邊。

　　從二十七歲青壯之年進入《自立晚報》至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我的文學創作、評論論述，都以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為思考。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與剛從美麗事件服刑出獄的小說家楊青矗兄同行，應邀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八月底出國，十二月初返國，三個月內，我們接觸了眾多海外台灣同鄉和政治領袖，他們都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以「黑名單」為名。在王育德先生寓居日本的家中，他從書架上拿出《自立晚報》出版的我的台語詩集《土地的歌》示我，讓我感愧；在台灣同鄉夏令營中，我第一次看到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流亡海外的彭明敏先生；相談更多的，則是早年留學美國的台灣知識精英，他們深愛台灣而無家可回。這都讓我震撼而難過。我將這樣的痛寫為〈大雪〉一詩：

一棵小樹在雪中
流淚。一棟屋子
在雪中流盪。一
扇窗子在雪中流
散。一把椅子在
雪中流離。一片
田野在雪中流浪
。一道河川在雪
中流失。一個人
在雪中，流血。　

雪在一棵小樹旁
流淚。雪在一棟
屋子前流盪。雪
在一扇窗子前流
散。雪在一把椅
子下流離。雪在
一片田野裡流浪
。雪在一道河川
內流失。雪在一
個人心上流血。

　　這首詩中的「流淚」、「流盪」、「流散」、「流離」、「流浪」、「流失」、「流血」，喻示的正是國民黨威權統治年代台灣人民共有的感覺結構。我也難忘楊青矗兄在美國愛荷華訪問第三世界國家作家、不眠不休，勤悃以繼，他總計訪問了二十五個國家的三十位作家，積稿盈尺。要回台前夕，青矗兄擔心原稿被海關沒收，影印了五份，一份寄回台灣家中，一份留在愛荷華台灣人家中、一份寄洛杉磯友人處，一份隨身攜帶，一份置我行李，為的只是預防遭到沒收──在那個威權暗夜的年代，有人因為要求台灣民主自由，流離海外，失去回家的自由；作家出國，訪問作家，要擔心訪問稿被警總沒收。一九八五年的大雪，不僅在美國以及全世界台灣人的心頭下著，也在台灣作家的心中罩著。這年我三十歲，這段海外親身體驗，讓我了解國民黨威權統治不但在台灣，也及於全球有台灣人的所在。

　　一九九四年，《自立晚報》系因為資金無著轉手經營，我的媒體生涯到此告一個段落，但是社論、政治評論和文化評論則一直沒有中斷過。十多年來，《自立晚報》之外，我曾先後為《台灣時報》、《大成報》、《勁報》、《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為《自由時報》、《中國時報》、《時報周刊》撰寫專論、專欄。其中我撰寫最久的，是為《台灣日報》撰寫社論的時光，計達六年之久，直到二○○六年該報停刊，這一份繼《自立晚報》之後強調台灣價值的報紙，最後也繼踵《自立》之後停刊，最讓我神傷。《台灣日報》上下多是我在《自立晚報》工作時的上司或同仁，社論撰寫雖然是經過該報發行人和編輯部討論後訂題，再委我撰寫，但由於論述理念和共識一致，我每週撰寫一篇，相當順心，彷彿《自立晚報》重生，而有繼續闡述台灣價值的榮耀感；在《自由時報》撰論的則是「星期專論」，這個專欄由四到五位專欄作家輪流執筆，大概每個月撰寫一篇，資深報人俞國基先生為謙謙君子，容我依據個人對文化相關議題大幅論述，使得居於邊陲的台灣文化議題也可躍登公共論壇，尤讓我感佩。

　　在報章上發表的評論文字，必須依據新聞事件提出論述，因而提供給我長期觀察台灣政治與社會的機會；伴隨著我長達九年的博士修業期間，傳播理論和新聞事件相互參照，台灣政治變遷和文化論域共同對話，做為學術研究者，或者做為社會觀察者，我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也在台灣快速改變的政治環境中，印證所學、評論社會。從形式上看，我已經隨著《自立晚報》的熄燈而離開媒體；就實質來說，我的媒體論述與台灣社會見證仍在持續中。

　　收在《守護民主台灣》和《起造文化家園》這兩本評論集的論述文字，就是離開《自立晚報》之後，近八年來我為報社社論、專欄所撰寫的部分評論。檢視兩書所撰，八年來跌宕於我心頭之上的，無非台灣的國家前途和文化重建課題。這些課題，以議題為脈絡，加以整理，論述範疇大約不外兩大部分：一為政治評論，二為文化評論；細分之下，政治評論集中在台灣與中國關係、國內藍綠政治衝突，以及弱勢與強勢之間的公義問題；文化評論則集中於文化、教育與媒體三端。

　　我的第一本時事評論集，於一九九五年在我的故鄉南投縣文化中心出版，名為《為台灣祈安》，距今已過十三年。《為台灣祈安》所收都屬我在《自立晚報》、《自立早報》時期所撰社論、短評和專欄文字，分「文化與本土」、「教育與學術」、「媒體與言論」、「族群與認同」、「社會與生活」等五輯。我重新翻檢當年論述，要求「落實本土化的文化政策」、「把母語還給母土」，主張「公開官方檔案密櫃還青史本貌」、「教育、文化需要徹底地解嚴」，質疑「在所謂『鄉土』中，台灣在哪裡」，呼籲媒體為台灣的「新聞自主而走」，主張建立以「台灣優先」為原則的國家共識、「多元族群共治共和」、「拆掉籬笆、共享藍天」，提醒政府「還原住民本我」……等等論述，對照十三年後輯成的這兩本評論集，我感慨春秋易逝、時光催人，算來我已評論政治和文化，累近二十年。諤諤之言，一如風中落葉，戒嚴年代主張的、呼籲的問題，迄今依然存在，未見解決，文字的力量，顯然微薄、脆弱；但另一方面，以近二十年時光為台灣民主和文化發展發聲，我從未氣餒，也從不懈志，儘管這些文字只是混亂年代中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見證。讀者若有興趣了解我的論述心路，無妨找來《為台灣祈安》參照閱讀。

　　這兩本評論集同時出版，因此共用此序。從一九八二年進入《自立晚報》服務至今，二十六年光陰，我的生命歷程大約如上述。我有幸在青壯之年進入《自立晚報》，認同其精神，濡染其理念，從副刊編輯到社論主筆，從戒嚴年代到解嚴年代，見證台灣政治和社會變遷最急遽、最轉折、也最壯麗的史頁；又有幸以蹇澀之筆參與其中、議論其下，歷練成長，建立自己的論述體系，且還能依照自己的興趣生活，不必折腰，雖然偶有困挫、憂傷和打擊，信念不易，也從未被權力、浮華所動。這是這兩本評論集的寫作背景，謹提供兩書讀者參考。

　　二十六年來，我一直沒改變的，是堅信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無關乎民族主義，而是民主自由體制必然的結果；值得憂心的是，台灣的民主政治需要更堅實的文化做為後盾，但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文化重建顯然還有一段漫長的、艱困的路途要走！

　　另一個我從沒改變的，大概是讀書和寫作生活。我讀文學、讀政治評論、讀西方學術理論、讀台灣史和相關台灣研究書籍，加上興趣廣泛，也讀各類雜書；寫作則以新詩、散文創作、政治文化評論為主，再加上學院內的學術研究和論文撰寫，「寫」已經成為我的日課，我以書寫為生命，也以書寫為最微薄的社會實踐，向我生身其中的台灣，我縈心的這塊美麗土地說最細碎的話，希望這些微言能提供不斷向前的台灣社會一些參考，盡一個小知識分子最綿薄的力量。

　　最後，要感謝從大學時代就相熟的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他的邀稿，使我得以整理這些可能飄散風中的書稿。文欽兄與我同年進入文化學院讀書，以都喜愛文學而為文友，因同租面對紗帽山的民房而為室友；也因在大四那年嘗試創辦未能出刊的《大學文藝》而相知。畢業退伍後，我由海山卡片、《時報周刊》進入《自立晚報》；文欽兄則先在三民書局服務，其後創辦前衛出版社，在最暗黑的戒嚴年代，走最寂寞、最艱辛的台灣本土出版之路，從八○年代點亮爝火至今，一燈獨照，依舊發光，對台灣文化的貢獻既深且大。我的評論集《守護民主台灣》和《起造文化家園》能在他邀請下列入「新國民文庫」出版，乃是我的榮幸。

2008/02/13南松山

詳細資料

ISBN：9789578015814
叢書系列：
規格：平裝 / 320頁 / 32k / 13 x 19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 >

... 1918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一種可怕的流感隨美軍進入歐洲大陸並爆發，兩年內造成了造成了全球5000萬到1億人死亡。這就是讓現在的我們也聞風喪膽的「西班牙流感」。但是與此同時，另一種神秘的疾病也迅速地在世界範圍內蔓延，患者在發病時表現出嗜睡和肌肉無力。一些資料顯示，疾病造成了約一百多萬人喪命，更有數百萬人在幾十年的時間裡處於「活死人」狀態——他們喪失了運動能力，不說話，也無法動彈。這個被稱為「二十世紀最令人困惑的流行病之一」的疾病叫做昏睡性腦炎，但是在20世紀40年代之後便只有零星的案例報導。一百年多年過去了，昏睡性腦炎身上仍然具有諸多謎團。人們不知道它的起因，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具有傳染性，它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 1916年底，康斯坦丁·馮·伊克諾莫博士（Dr Constantin von Economo）在維也納神經診所接待了幾位異常的病人。這些病人被診斷為腦膜炎、多發性硬化癥以及譫妄，但是他們的癥狀都不符合任何已知的診斷方案，更特殊的一點在於病人都表現出明顯的嗜睡。獨特的癥狀讓馮·伊克諾莫博士猜測這是否為一種新的疾病。1917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詳細地描述了這種疾病，並將其命名為「昏睡性腦炎」。 ...康斯坦丁·馮·伊克諾莫博士與此同時，法國內科醫生勒內·克魯切特（René Cruchet）在一家軍事醫院接診了類似的神經疾病患者這些病例不同於一般的腦脊髓炎，他對這種疾病的描述在馮·伊科諾莫的報告發表後幾天內發表。馮·伊克諾莫在收集和觀察了許多病例之後，將昏睡性腦炎的臨床表現歸結為三種綜合徵：嗜睡性眼肌麻痹綜合徵、運動功能亢進綜合徵以及肌張力障礙運動失調綜合徵。其中嗜睡性眼肌麻痹綜合徵是最常見的臨床癥狀。處於急性期的患者表現出明顯的嗜睡，有時整天都睡覺，甚至「一旦坐上椅子就會睡著」，但很容易被喚醒，並能夠意識到在這種假昏迷狀態下發生的一切。 ...昏睡性腦炎患者有些時候昏睡性腦炎會表現為類似流感的癥狀，包括低燒、咽炎、頭痛和眩暈等。之後會出現神經系統相關癥狀，而且有可能很快就會發作，曾有案例報導一名女孩在從音樂會回家的路上突然出現偏癱，不到半小時，她就處於睡著的狀態，並在12天後去世。而進入到慢性期後，多達一半的人會出現類似帕金森的癥狀，這被稱為腦炎後帕金森綜合徵。除此之外也會表現出睡眠障礙、動眼神經異常、不自主運動、言語和呼吸異常以及精神障礙。 ...腦炎後帕金森綜合徵昏睡性腦炎的死亡率接近40%，根據醫學文獻，大約三分之一的患者死於神經功能障礙引起的呼吸衰竭。儘管至少有數十萬患者死亡，但至少有同樣多的患者倖存下來，但是一些倖存者會表現出帕金森綜合徵或神經障礙相關的後遺癥。雖然大多數病例是在一戰結束後才被報導的，但是疾病的出現卻要早很多。1921年Urechia指出，昏睡性腦炎可能於1916年在羅馬尼亞就已經出現併流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軍隊在歐洲各地的調動很可能助長了嗜睡腦炎的傳播。到了1919年，這種傳染病已經蔓延到歐洲、美國、加拿大、中美洲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區，並在1921年及1924年達到頂峰。在流行期間，全世界感染昏睡性腦炎的人數尚不清楚，許多早期病例並沒有得到報告，但是最高估計數字多達100多萬。 1927年，曾患過昏睡性腦炎的富商威廉·馬西森(William Matheson)專門成立了馬西森委員來研究這種疾病，並於1929年報告了1919年至1928年間52781例昏睡性腦炎。然而這項調查只包括了14個國家的數據。據估計，有50-75%的病例未被報告，這一真實數字遠遠高於馬西森報告中提出的數字。昏睡性腦炎蔓延如此之快，但它是否存在傳染性卻一直沒有定論。一些記錄的流行性時期的病例為其傳染能力提供了大量證據，但這些病例似乎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現象。 1919年8月，英國德比（Derby）和德比郡（Derbyshire）的女孩救援訓練基地爆發了昏睡性腦炎。在兩周內，21名女童和婦女中一共有12人受到影響，其中6人在發病後十天內死亡。流行病學專家索爾茲伯里·麥克納爾迪博士（Dr A. Salusbury MacNalty）對此次疫情進行了全面調查，最後得出結論：這種疾病是人與人之間傳播的。雖然德比學校以及其他許多案例都表明昏睡性腦炎是具有傳染性的，但也有許多報導駁斥了這種說法。比如住在一間小公寓里的一個有五個孩子的家庭，一名兒童患昏睡性腦炎數周，而其餘家庭成員未受影響。此外，在維也納的1156例、德國的520例和法國的464例中，幾乎沒有人之間直接傳播昏睡性腦炎的證據。或許我們可以猜測存在多種類型的昏睡性腦炎，有些具有高傳染性，有些則沒有。但是究竟是什麼造成了昏睡性腦炎呢？一百多年過去了人們始終沒有找到答案。 1917年，當馮·伊克諾莫第一次遇到昏睡性腦炎的病例時，他就嘗試尋找病因。他排除了食物中毒的可能，因為病人沒有表現出腸胃紊亂，此外一個家庭中往往只有一個病例，有些受害者是純母乳餵養的嬰兒。他還考慮了傷寒、小兒麻痹癥和梅毒等可能導致腦炎的因素，最後都被排除。馮·伊克諾莫注意到所有患者都出現了流感樣前驅癥狀，考慮到當時西班牙流感的流行，他想「昏睡行腦炎」是否屬於一種流感腦炎呢？儘管死於昏睡性腦炎的患者與死於流行性感冒腦炎的患者的大腦在神經病理學方面存在差異。在此之前已經有發現一些腦炎與流行性感冒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比如1889-92年的俄羅斯流感就與神經系統和精神癥狀密切相關，以至於德英神經學家朱利葉斯•奧爾（Julius Althaus）在離開歐洲幾十年後將其影響描述為「中樞神經系統紊亂」。 ... 19世紀晚期的醫學雜誌上有大量流感患者的病例，據報導，他們的身體和精神都因這種疾病而癱瘓。事實上，「流感後精神疾病」推動了對精神疾病病因學中外源性因素的調查，這是二戰前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中爭論最激烈的話題之一。早前也有類似於昏睡性腦炎的「昏睡病」出現在流感大流行之後，其中最著名的是1580年、1712年和1831年至1833年的流感，以及19世紀90年代的諾娜流感。但是因為癥狀表現上的差異以及缺少資料等問題，並不能判斷他們是同一種疾病。根據對已故病人腦組織的實驗研究，馮·伊克諾莫得出結論，昏睡性腦炎是由一種傳染性病毒引起的。他和其他臨床醫生提出，流感可能通過增加鼻粘膜的通透性，使腦炎病毒更容易進入人體。這似乎也可以解釋昏睡性腦炎最後的消失，因為1918年導致「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在20世紀40年代前便很少對人造成大的影響。但是這個觀點有著很顯然的漏洞。雖然昏睡行腦炎在法國、英國以及美國的一些城市爆發時間恰好在流感爆發之後，但是更多情況下兩者的時間線並不重合，很多病例早在1918年流感爆發之前就出現了。而現代實驗研究使用血清學檢查了流行性感冒和昏睡性腦炎之間的聯繫，並沒有發現流感病毒相關的RNA或蛋白質，這也與流感病因假說相悖。不過馮·伊克諾莫在此過程中發現了下丘腦中調控睡眠的關鍵區域。 ... 另一個有關昏睡性腦炎病因的假說為「病毒感染學說」，科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以確定昏睡性腦炎的病原體。他們將腦炎患者的腦組織、腦脊液、血液和鼻咽液注射到各種動物體內，試圖建立相關的動物模型。 1942年，細菌學專家、神經學家約瑟芬·B·尼爾(Josephine B. Neal)提出昏睡性腦炎很可能是由一種不明病毒引起的，並被馬西森委員會任命指導昏睡性腦炎的臨床試驗。當時他們主要以兩種理論為指導：昏睡性腦炎是一種疹病毒，或者是由一種嗜神經型鏈球菌引起的局部感染，但是最後並沒有發現特定的病原體。 2004年，大奧蒙德街醫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的一位年輕醫生拉塞爾·戴爾（Russell Dale）提出了「昏睡性腦炎可能是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假說。他認為嗜睡性腦炎可能是一種與鏈球菌感染相關的兒童自身免疫性神經精神疾病（PANDAS）。 ...這源自他與同事觀察到許多患者都出現了喉嚨痛的癥狀，於是他們開始尋找細菌感染的證據，尤其是鏈球菌細菌，因為這是喉嚨痛的常見原因。一些人的身體會對鏈球菌有巨大的免疫反應，進而攻擊並摧毀大腦。同時1920年原始的醫療記錄中也提到「雙球菌」，這是鏈球菌的一種，也似乎證實了他們的猜想。但是這也存在爭議，比如戴爾的患者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並沒有感染鏈球菌，另外他的兩名患者在癥狀出現時超過35歲，這與「兒童」這一標準相矛盾。不過在2009年，戴爾和他的同事又提出昏睡性腦炎是一種由針對NMDA受體的抗體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抗NMDA受體腦炎是一種自身免疫性腦炎，常見於年輕女性卵巢畸胎瘤。它與嗜睡性腦炎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比如兩者都常以類似流感的癥狀開始。 2012年多爾馬斯金（Dourmashkin）等人提出了昏睡性腦炎可能由脊髓灰質炎病毒等腸道病毒引起的假說。早在1921年，有人向5隻猴子的大腦中注射了被脊髓灰質炎病毒感染的腦懸液，然後注射來自昏睡性腦炎患者恢復期的血清，並在另外的猴子大腦中注射等量的正常人血清及生理鹽水作為對照組。他們發現，注射了昏睡性腦炎患者血清的猴子得到了保護，而對照組的猴子要麼死亡，要麼癱瘓。這似乎也可以作為有力的佐證。目前對昏睡性腦炎病因學的研究受到現有標本的稀缺性和質量差以及新病例的稀缺性的限制。如果沒有另一種流行性的昏睡性腦炎，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這種疾病的起因。雖然自上世紀40年代之後昏睡性腦炎的爆發性現象消失了，但是這並不代表它永遠離我們而去。1990年以來，科學家在英格蘭就記錄到近二十個病例。就像著名病毒學家約翰·奧克斯福德（John Oxford）所說，不管是什麼原因，它都有可能會再次襲擊人類，但在我們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疾病之前，我們是無法阻止它的再次發生。 Hoffman L A , Vilensky J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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